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明确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形成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新格局。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汪小帆长期深耕应用型高等教育改革一线，对这一战略部署有着深刻体悟。
汪小帆认为，“一体推进”的核心在于打破条块分割，推动高校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融入”。尤其应用型高校必须坚持“为科服务、为产育人”，以技术创新与产业需求为导向，培养真正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他强调，“校企签约不等于共建，共建不等于双赢，”真正的融合需机制创新。他呼吁完善“科技副总”“产业教授”等双向流动机制，在职称评聘中为成果转化“开绿灯”，破除成果归属与利益分配壁垒。
面向智能时代，汪小帆建议加快高校未来学习中心建设，支持青年以“一人公司”（OPC）形式创新创业。他呼吁“十五五”期间强化制度集成，统筹教育、科技、人才政策资源，让不同类型高校在各自赛道上追求卓越，切实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
培养具备技术创新与应用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澎湃新闻：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明确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形成“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的格局。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一所应用型高校的校长，您如何理解“一体推进”的深层含义？这对高校意味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展开剩余84%汪小帆：应用型高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关键，是要坚持“为科服务、为产育人”，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对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而言，就是要对接服务上海产业发展，突出“应用导向、技术创新”的特色定位，培养具备技术创新与应用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要做到这一点，确实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去年我就建议加快推进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提到了应用型高校建设面临的一些困境，其中包括“夹心层”困境：应用型高校介于研究型大学和技能型职业院校之间，应用创新研究和应用型人才培养难以有效结合，可能导致创新水平不如研究型大学“高大上”，人才培养不如技能型高校“接地气”，在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上的空档和短缺现象也较为突出。我国从2017年开始实施的“双一流”建设，主要针对研究型大学，从2019年开始实施的“双高计划”则明确面向技能型高职院校。在国家层面没有面向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的相应计划。
“一把尺”困境，则是指学科评估、学位点增设等方面都把所有本科高校放在一个篮子里。这种用一把尺子量所有本科高校的评价方式，使应用型高校往往追求与研究型高校相同的指标。与“一把尺”相关的是我国应用型高校发展路径的同质化倾向，这是“同质化”困境。
我特别高兴地看到，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教育部也列为了今年的重点工作并提出全面推进地方普通高校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更是提出要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并设立专项支持计划。应用型高校一定要抢抓机遇，深化改革攻坚、锐意创新实干，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展现新作为。
澎湃新闻：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往往滞后于产业创新需求，教育与产业之间存在“时差”。高校应如何建立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同频共振”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还需要哪些突破？
汪小帆：结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正在推进的改革，我想谈如下几点：一是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与人才培养供给适配度，建立“三端”跟踪研判机制。在产业需求端，围绕重点领域对专业进行产业需求调研分析。在岗位能力端，各专业面向行业开展岗位能力分析，作为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主要依据。在学生发展端，对毕业生开展职业发展跟踪调研。
二是紧扣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趋势的契合度，建立“四双”及时响应机制。在“学校－学部－专业－课程（群）”4个层面设置“校企双负责人”组织机构（“四双”机制）。学校层面，成立应用型学科专业设置委员会，负责统筹指导重点领域专业设置和结构调整。学部（院）层面，成立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作为学部（院）产教融合培养人才的决策主体。专业层面，成立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工作室，共同制定和落实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层面，成立产教融合教学团队，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共同探索教学模式创新。
三是紧扣专业培养质量对产业发展的满足度，建立专业优化调整机制。建设质量监测平台，形成专业监测“画像”。在综合“三端调研”和专业“监测画像”的基础上，分类开展“需求－招生－培养－就业－监测”联动的专业综合评估，作为调整招生专业设置的参考依据。基于专业评估结果提质补缺核心专业，适配调整不适应行业产业发展的专业，新设服务重点领域的紧缺急需学科专业。
校企双方签约不等于共建，共建不等于共赢
澎湃新闻：当前许多高校与科研机构、企业开展了联合培养模式探索，但在运行中往往面临校企目标差异、评价标准不一等现实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构建有效的协同机制，让多方真正形成合力？
汪小帆：校企双方签约不等于共建，共建不等于双赢。我想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准备如何以创新举措与企业联合开展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郑效东1984年毕业于我校化工机械专业。近期我们正在共建上应大－东富龙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将在校内建设一条可用于食品、香料香精、化妆品、药品等的智能制造中试线，联合开展面向东富龙及其上下游企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研发。
我们设立了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由郑效东校友担任理事长，学校分管校领导担任院长，校内整合智能技术学部、香料香精化妆品学部和化工技术学部力量，与东富龙技术人员一起组建产教研协同育人团队，校企双方建立“双向派驻”机制等，力争真正实现双赢。
澎湃新闻：山东等地近期出台政策，支持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到企业担任“科技副总”、企业技术人员到高校担任“产业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人才双向流动机制的价值？当前高校与企业在人才共享、成果互认方面还存在哪些制度壁垒？如何通过政策协同加以破解？
汪小帆：有效的双向流动机制，对于做深做实产学研用融合非常重要。“科技副总”“产业教授”也是我们学校希望在深化改革过程中不断做得更好的事情。
我们计划围绕学校办学定位确定的几个重点领域，选拔科技副总与区域专员，深入地方与企业一线，系统挖掘产业关键技术难题，经筛选与聚类后形成“产业技术需求榜单”，供组织开展“揭榜挂帅”和协同攻关。
我们也在组建产教研协同育人团队，明确行业企业人员比例不低于20%，并在总结这些年与企业导师合作经验与不足的基础上制定产业教师聘任与管理办法。在涉及校企多个单位合作时，知识产权和成果收益如何科学合理地清晰界定确实还是个挑战。
此外，如何完善“尽职免责”条款，使大家在明确底线红线的基础上能够更放开手脚做创新成果转化，这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澎湃新闻：您所在学校入选了国家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单位。在人才评价方面，您认为当前最需要突破的是什么？如何真正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
汪小帆：评价体系改革确实至为重要。以前毕业生从高校毕业后来校工作，讲讲课，写写论文，拿拿项目就可以申请晋升职称等，很多时候学校并不关心发表的论文和做的项目是否真的有实际应用价值。这两年上海市和学校都在积极推进评价体系改革，上海市对高校的分类评价已经不再统计论文和专利数量等。我们在学校层面也取消了对论文、专利的奖励，突出对科技创新工作质量和贡献的要求，将产学研合作实绩纳入考核体系和教师职称晋升条件，对在技术转化、产学研合作方面取得成果的教师，在职称评定时“开绿灯”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评价改革的艰巨性，还需要不断优化体系并切实落实好。
加快推进高校未来学习中心建设
澎湃新闻：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您在今年的两会上重点关注哪些议题？
汪小帆：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是我们国家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作为一名来自高校的教育界委员，我关心高等教育如何加快深化改革、在教育强国中更好发挥龙头作用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更好培养智能时代所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如何为青年一代创新创业营造更好环境的问题。我希望加快推进面向智能时代的高校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提高学生适应未来、创造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人工智能技术催生“一人公司（OPC）”兴起，建议营造更好的OPC创新创业生态。
澎湃新闻：“十五五”期间推进“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发展，最需要突破的是什么？对“十五五”高等教育改革有何具体建议？
汪小帆：在制度集成创新上取得突破非常重要，教育、科技、人才长期分属不同部门管理，政策与制度统筹不够，希望在“十五五”期间能够有效实现战略、政策、规划、资源的统筹谋划。“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要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更好发挥龙头作用，希望在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上迈出更大步伐，让不同类型的高校在各自赛道上追求卓越、争创一流。同时，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改革上迈出更大步伐，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培养更多高素质创新人才。
澎湃新闻：面向“人工智能+”“双碳”等国家战略，“十五五”期间应如何统筹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的资源，建立“战略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协同机制，避免各自为战？
汪小帆：关键是要真正构建利益共同体。基于高校的人才优势、企业的市场优势、科研机构的研发优势，建立目标共融、利益共享的高效协作机制。以“人工智能+”为例，在国家层面面向重大战略需求，通过国家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和人工智能国家实验室等的有效协同，更好助推我国成为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和应用高地股票配资指数指南，也为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协同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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